王朔｜撒旦就是我的宿命
文｜ 蒯乐昊，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423期。转载自公众号：剥洋葱people
“我庆幸我这一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童年创伤、残酷青春、年少轻狂、中年危机统统过去，从一场漫长妄境里醒来的王朔，发现人生赛程已然过半，所余大事，无非是保住晚节。”
第一次我们聊了3个多小时，从历史不存在处聊到时间不存在处。笑语晏晏，录音笔忠实地走着。然而回家一看，一向靠谱的录音笔诡异得空无一物。就好像他不该说，我不该听。惟有记忆能证明这场对话真实存在过。
“我有点儿迷信，没有写完的小说不能提前跟人说，就像做饭一样。”做到一半的饭菜揭了锅盖，就走气儿了。但他如何能忍得住那些写到high处的得意，不说不说，还是说了。理想中写到三四十万字的长篇，现在已经写了23万字。“出版不出版，在哪里出版，都无所谓，在我死前端出来就行。”
他现在过着极其规律的生活，早起，早睡，越来越像一只猫。猫睡，他跟着睡；猫起，他跟着起；猫打个哈欠，他也困意袭来，要白日盹过去。
他与时俱进地用上了微信，但在朋友圈只看不说话。微信头像是他的爱猫多多，一只始终带着童稚萌的美短折耳，那张猫脸上的五官和表情，怎么说好呢？仿佛这猫也是王朔亲生的。
王朔在人类世界的女儿，大名小名，都叫咪咪。在他正在写作的史前小说里，戏仿少典部落“有熊氏”，有一族人叫“有猫氏”。
他走路也像猫，夹着，肩膀端起来，脚头落得很轻，悄没声息。他说，这是从小在部队大院生活的结果，长期集体群居，个体都恨不得把自己闭合收缩起来，不打扰别人不是最高标准，而是为人的最低标准。在这个单身汉别墅里晃荡的每个活物都是一出默剧：两只猫以幽灵和梦游者的方式间或闪过，电视里上演着狗血剧情，但是音量被主人无情地掐掉了，男女主角激动的面部表情配合嘴唇无声地一张一翕，像两条鱼在努力传情达意。据说这是他长期以来习惯的看电视方式。窗外天气阴冷，寥无一人，空气里的凝固感让人错觉瞬间就会有雪花落下。
他的工作间里，有一张形制仿佛供桌一样的长条高几，上面散放着十来本旧书，都是最近在看的，从那些发黄的页码来看，应该是他写史前小说的参考典籍。打开在正看到的地方，扣着，这样方便随时取阅。他用这些东西供养自己。
另一种供养更加随意，他是自己的饲养员，做自己的一日三餐，把自己喂饱。他受不了动用保姆，因为不能容忍家里有个生人走动。拘束，别扭，“你还得跟他客气”。曾经用过一个，转过月就自动不来了。
不受福德的老式宅男
标准的宅男生活不难想象，况且这还是一枚拒绝网购和拒绝接收快递的老式宅男。好在是在部队待过的人，怎么都不至于喂养不了自己。他一个月去一次超市，买回一堆东西，挨个吃，从最新鲜易腐的蔬菜开始吃起，直吃到月度将尽，家里什么也不剩了，以打卤面收场。
起得早，于是早饭吃得精，自己给自己烙一张披萨大饼，多搁cheese以增加营养。部队大院长大的人有一种固执的味觉记忆，最好吃的就是食堂大锅菜。那种带着汁水、不用精煸细炒、只需投锅熬制的，王朔的菜系就是这一路。所谓“食不重味”，即一天只烧一个菜，一个菜里只搁一样东西。这种吃法直接导致频繁口腔溃疡，需要维生素救场。
墙上挂着他自己的手写体：不受福德。这4个字，是他的自省真经。
《金刚经》有云：“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甚多。”凡有不平之执、妄我之嗔，瞅一眼这块匾，便高兴了，拖着京白：“哥哥我——不受福德！”
他觉得自己写不来大字，这4个字用小小的纸写了，再去复制放大，裱制装框，伪装成书法作品。笔触太细，放大了还是清瘦，反倒出了禅意，像某个法师晚年手抖时的拙朴笔迹。满屋子挂的都是这种随性收藏，收藏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出自名家或者价值昂贵，而是跟自己的生活与情感紧密勾连——这也是他写作的标准——宫崎骏动画片《魔女宅急便》的投影翻拍、梁左女儿梁猫猫画的斑斓大猫、王咪青春期的放大照片、北京城全息影像图……有人送来一幅新出炉的画作，画的是41岁时精瘦的佛陀，正在幻中入定，他随手便挂在台灯上，黄色暖光穿透画布，成了新的装置艺术。
“你仔细去看，宗教典籍里都有药的记载，比如佛教里的蔓陀罗花。服药之人绝不可能是胖子。”第一次看到释氏弟子手绘的师尊之相，他差点流泪。
写作，在规律的时候，一天能写电脑一整屏。数一数，也就500字。500字要写好也不容易。电脑打字修改起来太方便了，总是边写边改，一度还添了个毛病，但凡用词，要把所有的同义词近义词全部列出来，反复揣摩、替换。炼字到了这地步，也是强迫症。推敲许久，择一填之，过了几天回头看看，还不如第一次凭直觉使用的词，再改回去，战线因此被拉得更加漫长。
写高兴了，各种顺手，直写得杂花生树万物生长，故事飞起来了，野草一样疯狂蔓延，老王不过是被附体了一支笔。但另外一些时候，他只能算是在电脑前“爬着，一点一点地朝前努哒”。
童年创伤后遗症患者
他已经宅了很多年。偶有邀约，总是还没出门就开始后悔。尤怕出席活动，每次拒绝朋友邀约，都是一场艰难的心理战。先是不好意思说不，胡乱漫应着，事到临头，抓挠各种借口，推脱不去。几年前洪晃在三里屯太古里的“薄荷糯米葱”开业，请他出席，一个隐匿的理由脱口而出：“不去，我有童年创伤。”
小时候因为淘气，众目睽睽下挨批，没的盖脸，嬉皮笑脸耍贫，假装不在乎。“我作的检讨，把女生都逗笑了！”
“批斗会”的反义词是“讲用会”，英雄事迹，好人好事，高大全，伟光正，听起来全透着假。长大后，遇到人多的场合，从生理到心理，全是抵触，总觉得如上台示众、当堂罚站，无非是批斗会或者讲用会的翻版。
童年创伤论一出，他从此在朋友中获得了应酬豁免权。“你都创伤了！谁还好意思勉强你？”
别人的场子还可以只出席不发声，等到自家主场，聚光灯躲无可躲，想想就怵，干脆连独生女儿王咪的婚礼都没有出席。于是冯小刚赵宝刚陈丹青代表娘家人上台致辞，陈丹青说，“我知道王朔今天为什么不来，他没有勇气站在这里，他搂不住。”
婚前两家人正式见面，也亏着朋友伙同，才对付过去。彼时朱新建已在病榻之上，话不太能说，酒也断然喝不得。两个老男人，相对无言，只好狠命抽烟。
大伙儿都觉得这对亲家结得合适，一个文，一个画，文化态度又相似，落拓嬉笑，放浪形骸，一通乱拳，把主流消解得七零八落。一双小儿女的经历也相仿，都是打小跟着妈妈在国外长大，留荒唐老爹一个人可劲儿折腾。王朔乐了，“我觉得我就算够乱七八糟了，结果跟朱新建一比，显得特别正常！”
他那神神秘秘捂着的新作，也只偶尔在电脑上给女婿朱砂看一段，这是种莫大的信任。
系统性的崩盘
4年前，从《非诚勿扰2》开始，作为编剧的王朔开始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但是作为作家的王朔还需要等一等。
更早的2007年前后，王朔密集地出版了几本书，《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现在去书店寻找这些书，会被告知无货。年轻一代已经不太知道，这个名字曾经以横扫之势，长期雄踞在电影、电视以及书店的书架之上。80后、90后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寻找自己的文化偶像时，王大爷正在三里屯的某个酒吧里夜夜两眼发直，兀自大着。
阶段性浮出水面，然后阶段性消失，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他特别崇拜法国一哥们儿，年轻时是特有名的作家，然后突然消失了20年，后来法国文坛出来一新秀，大伙儿一去采访，发现还是他！
出于虚荣，他想象过自己也要这样干一把，出于另一种虚荣他又放弃了。多年来顶着“厚颜无耻”招牌的这个人，其实脸皮薄到极点。他曾经写过一年的博客，后来主动终止了这种消耗性的网络写作。“感觉自己空掉了。”
在某次小说再版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这几本书都是1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世纪之交，王朔陷入系统性的崩盘，“哭都哭了好几年”。梁左、他爸、他哥在那个时候相继去世，“哐哐哐连着来，感觉一星期就死一人儿一星期就死一人儿。”虽然他长期以来跟父亲关系不好，也一直对高压的父权抱着反抗情绪，可父亲走了，他还是感到“上面连着的那条根断了”。
死亡是一种排队，每个人迟早轮到一次。他的同龄人已经排在了里头，挚友亲朋，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倒下就没了。对死的恐惧，对生的怀疑，他像个溺水之人到处乱抓，但酒精、麻醉、幻象、《佛经》、《圣经》、《道德经》、中学物理课本都统统救不了他。
泪窝子特别浅的那几年，他生出幻觉，觉得自己突然特别理解女的，几辈子都是女的。他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样，相信女性是更纯粹、更性灵的物种。在这种幻觉的支配下，他心软得一塌糊涂，眼泪掉得一塌糊涂，“见不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受一点委屈，觉得全世界的苦难都与我有关，而且我不但见到了这些苦难，我还是所有苦难的作恶者。”
他终于熬过来了，带着劫后余生般的了悟，也渐渐恢复了事功。《非诚勿扰2》里，用对死亡的态度代替了贫嘴的爱情，《私人订制》则是新时代版的3T公司。新近出炉的两部电影又跟王朔有关：一部是圣诞节档期，姜文的《一步之遥》；另一部是情人节档期，徐静蕾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与姜文合作过的编剧都要忍受创造力被导演榨到极限的痛苦，且姜文强烈的个人气息如硬盘格式化一般，消弭了所有编剧的风格。跟徐静蕾合作是另一种语境错位，电影里90后小鲜肉的爱情，已经不是老王的主场了。
儿童是最高赞美
关于王朔，一直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描述。在大众评价体系和在朋友评价体系里的他，是两个人。
一度他被外物所挟，仗匹夫之勇，逞口舌之快，眼光毒，嘴头狠，到处藏否人物，得罪了不少人。当然也有人骂回来。王朔说，我其实乐意别人挤兑我，只要你说得有意思。他对赞美的耐受点很低，比起骂不到点子上、夸不到点子上更让他受不了。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我看王朔》，把王朔挤兑得够呛，而且句句扎在穴位上。有读者表示大快人心骂得过瘾，结果一打听，这篇文章是王朔自个儿写的。
“我尽管调侃别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我不敢说我调侃你一句我自己没事想溜过去，我一定给自己也找补一句。”他不在乎外面的人怎么看他，但是身边人的评价很重要，就像少年时漫天淘气，老师怎么批评都没关系，不能被身边的伙伴否定。
“我小的时候认为，总有那么一群人比其他人更加纯洁、高尚、正确，我先以为解放军是这样的人、教师是这样的人；后来以为作家是这样的人，或者搞文艺创作的应该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好不容易要挤进那个圈子，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结果发现哪里的人都一样，哪个圈子也不比另一个圈子高尚多少。”这是王朔式的幻灭。
理解王朔的行为和思想都应该到他的童年去寻找线索。陈丹青说，那么多写“文革”的作品，只有王朔《动物凶猛》以及改编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捕捉住了“文革”的那种气息。钟阿城说，《动物凶猛》是对青春期的一种清理，《看上去很美》把这种清理延伸到了童年。
方枪枪式的童年，就是试图混进主流却一直被拒绝最后干脆顽劣到底，放大一点来说，这也是王朔一生的主线。他曾有一种大院子弟天然的优越感，认为大院之外的市民都叫老百姓，“我们是优秀人种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级工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妈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校花，第一名。我爸是第二野战军，破译密码的。”小学一年级之前，王朔一心想成为好学生，那时他聪明，容貌也俊俏，若是乖巧点，满可以成为老师的宠儿。到了二年级，咣当！“文革”开始，一切全乱套了。
他的童年仿佛在那时候被冻住，然后无序的青春期又被拉得格外漫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摆脱童年的审美，以及孩童的心性。他喜欢的女孩永远是单纯、干净、带着书卷气息的优等生，没有发育的体态，仿佛是个孩子。
看起来他还将随身携带着这种偏好，直奔暮年而去，“这种口味搁现在变成恋童了。”朋友们已经认不出他18岁时的照片，镜子里老王瘦了胖了又瘦了，但他瞅自己还跟18岁时一样，浑不知老之将至。
一只手数尽古往今来
在他的《我看王朔》里，他像抖包袱一样，坦白了自己的师承。在文学上是雷马克、海明威、约瑟夫·海勒，在电影上是《美国往事》、《夏日恋情》。然后，为了自嘲，他拉长了这一名单，又添了许多朋友：梁左、冯小刚、姜文、李晓明、叶大鹰……
语言上的师承也其来有自。“我的京味儿跟老舍不一样，老舍是旗人，讲的是官话，官话讲究文雅。我的语言来自北京朝阳门城墙根下听来的北京市井土话。”部队大院儿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其实并没有说“京片子”的人，当他听到纯正京腔的时候简直被迷住了，老北京话俏皮、爽利，夹杂着大量脏字，粗鄙而又极其生动，野气扑人。
北京是他的。他们仗剑横行，魏晋狂狷，每一代都有这样的少年妖孽在这片地界放浪形骸，他挨着辈分数得出那些撒野的主儿：白洋淀诗人是一拨，芒克北岛那伙人；然后画画的是一拨，严力艾胖等人；唱摇滚的是一拨，后来混使馆区的又有一伙儿：方力钧张元……现在呢，宋庄还有一拨傻高兴的。“一是得年轻，二是得穷，越穷玩儿得越高兴。当然现在越来越少了，这伙人已经快速地资产阶级化了，变得成功或者有钱。”他突然来了兴致，残酷青春里自有闪光的碎片值得打捞，“写出来会特别好看，就像《在路上》或者《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自知不擅描写，最大特长就是对话，及至看到西方的对话体小说，就明白这活儿自己也能干。“从没觉得写作是一个特殊的能力、是一种才华，也不觉得可以靠这个谋生，就跟说话似的，谁不能写啊？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活着的作家，没有一些人在写作，书都是死人写的。”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在于，在他们之前，有一个长达10年的文化断档，处处都是空白点。
那又如何？好作家原本不世出，几百年才有一个。在他心目中，中国配称得上天才作家的，寥寥。屈原是一个，高过李白；李白算一个；杜甫算半个，主要拼勤奋，低于李白；然后《红楼梦》的曹雪芹当然要算一个。
用一只手就数完了。
撒旦的晚节
在万人空巷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渴望》之后，大众以为王朔已经跻身“主流”，连王朔自己都产生了同样的错觉。但很快，事实不露痕迹地教育了他。在狭窄的主流话语体系里，他曾经是“痞子”，也将永远是“痞子”。当时他的好友郑小龙是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副主任，中心正猛招人，冯小刚赵宝刚都是那时候被办进去的，一跻成为“公家人”，只有王朔始终被挡在门外。他第一次当导演的《我是你爸爸》在国内被禁演，他改编池莉的《一去永不回》在1997年“清理精神污染”中被认为宣扬“灰色人生观”，审查被毙。王朔因此掷下笔，去了美国。
“痞子文学”这枚标签深深触怒过王朔，“合着都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们说我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
如今，走在从“知天命”到“耳顺”之间的老王，开始懂得用另一种方法为自己正名：“氓，民在野。集疏，美民为氓。通疏，男子不相识之初称氓，约与婚姻称子，嫁则称士。”所谓“流氓”，既美且野，自由而单身，美男子是也。
他曾经常常从同一个噩梦中醒来，梦见自己中学毕业，离开军队，但是地方“不包分配”，即将成为无业游民。这是一个前半生都在组织高于一切的时代背景下生存的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但是这些年，他早已彻底摆脱了这个梦魇。用传统定义来看，他依然属于“无业游民”，不受雇于任何一个单位，不隶属任何一个组织，依然是“民在野”。一生在主流之外，一开始是一种被动，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自觉，他也因此一生都保持住了一个独立的姿态。
有一些在特殊年代有特殊意义的动词，到现在仍然催动他的泪腺。比如黑鸭子组合唱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呦，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他曾经因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被关押过，也曾在另外一些夜晚目睹过流血。他长时间反思自己的身份，并试图理解自己的父辈，作为部队子弟，他觉得“解放军”之光荣就在于“解放”，而“解放”意味着反抗。“新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确实是推翻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他的理解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实现有其先后顺序，错乱不得。
反抗相对容易，但反抗之后的建立艰难又漫长，正如怀疑的洪水漫过，在废墟之上我们选择继续相信什么。他把他的所有阶段的思想感情，都安放到了他正在写的这部史前小说之中，在那里，他将颠覆许多既有成规，随人类的非洲始祖开始一场观念的历险。
“我庆幸我这一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活到了现在。”童年创伤、残酷青春、年少轻狂、中年危机统统过去，从一场漫长妄境里醒来的王朔，发现人生赛程已然过半，所余大事，无非是保住晚节。
如果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垮掉的一代”，王朔可算是一代宗师。“垮掉派”的思想轨迹都因循一条“疏离—反叛—迷惘—寻找—宗教”的路线，就像艾伦·金斯堡在日记里写道：“诗人成了先知。各种形状的爱、受苦和疯狂。他探索自我，在自己身上用尽各种药物，只保存了最根本的感觉……”而王朔的个人生活轨迹更像美国另一个反英雄的写作者塞林格，后者盛极而隐，避世而居，年轻时摹写叛逆，老年时作品归向哲学和禅宗。
寻遍老子、释氏、基督……王朔没有归顺于任何一个教宗，但他确实长时间沉溺在世界观的探索之中，这些探索，写进了《我的千岁寒》，更多的将在他正写的这本新小说里体现。
他承认，作为一个写小说和编故事的人，自己总被白日梦和戏剧感包围。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幻觉，他看见自己无数次粉身碎骨，像炸弹的碎片一样被送到世界各地，生生世世。一个威严的声音在高处向下逼问：你为什么反对我？！
“我不需要启蒙开悟，我是自证自悟。在那一刻我明白过来了，我就是撒旦！撒旦是谁？撒旦是反对者、挑拨者和告发者，这正是我干的事儿。我命定了要干这样的事情，生生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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